酣戰通脹四十年：中國人財富觀的變遷
【EFEC導讀】在互聯網時代，那些擁有海量用戶和大數據分析能力的互聯網巨頭們，他們將面臨更加復雜的社會責任：要向用戶灌輸正確投資財富觀念、要給用戶提供安全可靠的理財工具、要幫用戶實現資產的增值保值、要替用戶規避潛在的金融風險和騙局。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88年8月15日晚上，52歲的上海人陳映霞，正在自家狹窄的弄堂小房里，給全家布置戰斗任務：丈夫去華聯商廈搶洗衣機，大兒子去淮海路搶錄像機，兒媳婦去第一百貨搶鴨絨被，小女兒去徐家匯搶肥皂洗衣粉，她自己去豫園搶金首飾。
“你們要看牢自己的皮夾子，明天務必要買到！”陳映霞大手一揮，宛如指揮戰役的將軍。
陳映霞一家正在密謀的事情，無數上海家庭也都在緊鑼密鼓的策劃：越來越多的消息在私下里流傳，說是到9月份，街面上所有能買到的商品，都要進行大漲價。弄堂里有鄰居聳人聽聞地講道：“現在能買金鐲子的錢，到時候只能買金戒指了。”
8月16日一大清早，陳映霞一家就奔赴各條戰線，結果到處都是人山人海，很多商場不到10點就已經賣完全天的貨，銀行門前更是排起了取款的長隊。到了20號，部分商品已全部售罄，到了28號，食鹽和火柴需要憑票供應，鋁鍋甚至要結婚證才能購買。
在上海之外的全國，物價闖關引起的搶購潮也在風風火火地上演。濟南有市民用板車運回家100公斤鹽；廣州一女士扛回家10箱洗衣粉，足夠五年用；北京一位老師商店去晚了，只搶到200盒火柴和夠喝一年的醬油。改革開放后老百姓攢的那些錢，從一本本銀行存折，變成了一箱箱消費品。
漲價是那些年的時髦詞，一直要等到很多年后，老百姓才能熟練地用另外一個詞來代替：通脹。
在日后的《中國物價年鑒》記載中，這一年被重點標記：“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3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改革開放之后剛剛攢了些許私人財富的中國人，第一次面臨“如何抵御通脹”的這個難題。“理財”這個詞匯，對絕大多數人還是完全陌生，他們只能依靠給自己儲蓄保值的本能，把平時存在銀行里的錢，換成保值的黃金和耐用品，以及短缺的消費品。
搶購商品，上海，1988年
陳映霞就是那個時代普通中國人的縮影。丈夫在一家國營飯店做廚師，自己在上海家用化學品廠做會計，單位效益都不錯，但全家生活節儉，若不是漲價的傳言搞的人心惶惶，她也不會有如此魄力，將存折上的錢取出相當一部分，搶購那些平時舍不得買的東西。
多虧她的統籌調度，一家人在排了幾天隊后，終于把搶購清單上那些該買的、不該買的都統統攢齊。不過他們一家人來說，盡管物資短缺的1988年只是特殊的一年，但這種力圖讓家庭財富保值的戰斗，陳映霞一家還要參與很多次。
在往后的那些年里，中國人的財富跟這個國家一起飛速成長，而管理這些財富的觀念和手段，也經歷了從懵懂到接受，從時髦到普及，從漠視到主動的種種變化。
01
陳映霞們能有用來排隊搶購的錢，還是要歸功于改革開放。在那之前的幾十年里，個人財產僅限于基本的生活資料，居民跟財富的關系，已經不再是“所有”，更談不上是一種“權利”，而“管理”這種概念更是徹底湮滅。
從均貧富的社會形態，到允許一部分人先富，這條路并不容易。1979年2月19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的第59天，《人民日報》報道了廣東省中山縣農民黃新文一家通過養豬成為“萬元戶”的事跡，一石激起千層浪。
主角黃新文，曾因多腌了幾桶咸菜，就被批評成“割資本主義尾巴”，這會兒又推上了風口浪尖。潮水般的信件向他涌來，大江南北數億農民們將富裕起來的希望，寄托在萬元戶黃新文身上：有的詢問他會不會養河蚌珍珠，有的咨詢他如何培植蘑菇……
在那個工人平均工資不到30元，5毛壓歲錢就很有面子的年代，有人質疑：“每年收入1萬元，肯定是歪門邪道！”
這讓黃新文感到惶恐，幸好《人民日報》很快又發表了社論，再次給予輿論支持，公社黨委書記也力挺黃新文，鼓勵他向鄉親們傳播養豬技巧，并規定，凡是年收入過萬的家庭，都送一只燒豬以示鼓勵。沒過多久，公社就送出去二十幾只燒豬。
一旦打破了思想桎梏，全國人民致富的積極性就完全被激發了起來。“萬元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逐漸成為了那個年代的最強音。河南賣花的陳書奇、廣東賣早餐的容志仁、武漢經營百貨的謝明萬……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演繹了創富故事。
1982年憲法改變了只保護“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的提法，改為保護“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這讓老百姓吃了定心丸。不過，這一階段先富起來的人多數來自體制外，當時大部分中國人還是更青睞體制內的穩定，因此對他們既羨慕，又輕蔑。
直到“溫州八大王”和傻子瓜子先后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國家的肯定，中國人的創富熱情才被徹底點燃。不過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年里，大家在勞動致富的軌道上一路奔馳，沒有渠道去做理財。這個階段，老百姓就像勤勞的松鼠，源源不斷的將勞動所得存入銀行。
陳映霞兩口子，就屬于每月工資存銀行的那種。陳映霞所在的單位，生產好幾種全國緊俏的商品，效益很不錯，加上丈夫常常被私下請去掌勺，收入很不錯。陳映霞的大兒子，在大眾合資廠工作，每月能存不少錢，兒媳婦的單位雖然效益一般，但勝在工作清閑。
這是一個典型的職工家庭，日子過得很是紅火，而全國其他幾億個家庭，也在享受改革帶來的紅利。從1978年到198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上升到1181元，翻了三倍多；而居民存款總額卻從210.6億元直線飆升至3801.5億元，足足翻了18倍。
不過在那個年代，銀行幾乎是唯一的理財通道，儲蓄≈理財，財富升值率≈銀行定期利率。
直到今天，儲蓄仍然是中國人理財最重要的手段。除了儒家文化里"崇儉黜奢"的傳統外，造成這一現象的還有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面對日益增大的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的壓力，他們需要用儲蓄，來對沖未來的風險。
當然，在那個年代，中國人除了銀行也沒有其他的理財渠道。不過從1982年開始，陳映霞和丈夫就經常在領工資時，收到一種叫做國庫券的東西。這種花花綠綠的紙，長得像人民幣，但又不能直接當錢花，陳映霞偶爾在急用錢時，托人按95折換成現金。
國庫券宣傳畫，1987年
1981年，中國恢復發行國債，1982年，國債以國庫券的形式向居民開放，這種“有價證券”從此開始進入大眾視野。從剛開始“買的越多越愛國”，到后面單位強制攤派購買，群眾對這種不能進入市場流通、利息不能短期兌現的有價證券又愛又恨。
普通人并不理解這種“有價證券”的歷史意義，而敏銳的人，已經嗅到了投資和暴富的機會。
02
1988年的3月28日，38歲的上海人楊懷定，氣哄哄的從上海鐵合金廠辭職了。廠里倉庫丟了一批銅，居然就因為他經常給大家散煙，就被保衛科列為重點懷疑對象。當真賊被抓住的時候，委屈的楊懷定深感“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這單位不待也罷。
放下鐵飯碗的楊懷定在家躺了兩禮拜，琢磨未來該干哪一行。焦躁的他把市場上所有能買到的報紙都抱回了家，73張報紙把本就逼仄的房間鋪的落不下腳。楊懷定很快就在這密密麻麻的資訊里，挖到了金礦：1988年4月21日，中國將開放國庫券交易。
初中畢業的楊懷定讀過茅盾寫的《子夜》，明白“凡是交易，就有高低價”的樸素道理。低買高賣就能賺錢，楊懷定想明白就干。4月21日大早，他懷揣之前攢下的兩萬多塊錢，來到銀行，以108的價格全部買進，幾個小時候就以112的價格清倉。
楊懷定一天就賺了800多塊錢，在當時，這個數字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資。
嘗到甜頭的楊懷定更加關注報紙上有關國庫券的信息了，當他發現合肥也放開了國庫券交易，并且當地價格僅售94元時，他深知發財的機會到了，開始了在合肥和上海兩地倒賣國庫券的日子。他像瘋了一般的顛倒日夜，多運一次，身家就要增多兩成。
突如其來的暴富，讓楊懷定感到興奮又惶恐，一天吃四片安眠藥也睡不著。為了吃顆定心丸，他跑到稅務局去自首，說自己是小平同志說的先富起來的人，要交稅，卻被告知國庫券交易所得不用交稅；他又跑到人民銀行詢問自己是否合法，卻被反問“你覺得呢？”
最后楊懷定只好跑到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資請了兩名公安人員為其當保鏢。“說實話，不是為了保護自己，而是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狀況，也能說是在人民公安的監督下所做的事情，總不至于給太嚴重的處分。”
國庫券成就的不只是楊懷定，上海的三家老牌券商：萬國，申銀，海通都是靠在全國倒賣國庫券賺取了第一桶金。在1988-1992年這段時間里，已經熄滅了幾十年的中國資本市場復燃，財富的大門短暫地向擁有靈敏嗅覺的人敞開，又迅速關上，把后知后覺的大眾攔在門外。
1988年，對于普通老百姓陳映霞來說，是搶購生活用品的一年；對于冒險者楊懷定來說，是覓得發財奧秘的一年；對于手眼通天的倒爺階層來說，這是暴富的一年。在這一年，全國商品價差、貸款利差和外匯匯差共計3500億，其中70%流入了倒爺們的私人腰包[1]。
價格雙軌制帶來的財富，只屬于一小部分人，至于那句“十億人民九億倒”，更像是一句美麗的謊言：那些特殊時期的灰色蜜糖，在哪個年代都不會屬于普通人。
對于像陳映霞這種普通的中國人來說，他們理財的渠道的第一次擴容，要等到1990年。在這一年的12月，深圳和上海先后成立了證券交易所，人人都能開戶的股市，成了未來三十年中國人的悲歡喜怒的集聚之地。而在整個90年代，股市更是除儲蓄外最重要的投資場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1990年12月
讓楊懷定跨越成為楊百萬的，不是國庫券，而是股票。1990年12月，楊懷定以每股91元的價格買進2000股“真空電子”，短短幾個月就漲到800元，20萬變160萬！那個年代A股特別猛，比如豫園股份從1塊錢很快就飆到108塊，今天幣圈也要甘拜下風。
排隊認購“真空電子”的股民，上海，1990年
巨大的財富效應迅速吸引了社會的關注，逐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對并不熟悉的股市充滿著好奇。滬深交易所僅有的幾只的股票，已經不能滿足市場資金的需求，新股發行就成為了投資者們翹首以盼的機會了。由于投資者太過熱情，1991年萬國證券發行興業股票時，幾乎造成了踩踏事件，這讓公安部門感到頭疼。
1992年，上海推出了新的股票發行辦法：股票認購證，憑身份證購買，每本30元。能否買到股票，要看認購證是否中簽，中簽了才能買新股。這本是為了平抑市場情緒的措施，卻引起了更大的炒作。新股還沒上市，股票認購證卻很快價格炒上了天。
上海萬國證券黃浦營業部的門口成了認購證的黑市，這里整整水泄不通的堵了兩年，而更大的認購證炒作則在深圳，一個比上海更大膽更冒險的城市。
1992年8月，深圳政府宣布新股認購證發售之后，全國各地的投資者如潮水一般向深圳涌來，認購證要用身份證購買，有人甚至背了七公斤身份證的包裹來到深圳。據當時有關部門估計，大約有320萬張居民身份證飛到了深圳。一座60萬人的城市涌進100萬的投資者。
冒雨領取申購的證的股民，深圳，1992年
深圳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排著長隊購買認購證的人群，這場鬧劇最終演變為震驚中外的“8.10”事件，直到今天深圳新股中簽只能購買500股，都與此事有關。
在整個90年代，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給了平民老百姓很大的沖擊，投資者知識薄弱，風險意識差，監管不完善等缺陷無可避免，但就是在這種蠻荒與火熱之中，中國人完成了對理財和投資的第一次科普，讓國人在銀行之外，有了第二種的投資理財的選擇。
營業部看盤的股民，1996年
股市是第一個全民能夠參與的理財場所，不過很快它就不再形只影單，到90年代末，房地產隆重的登上歷史舞臺，對于國家而言，它是拉動經濟的支柱產業，對于個人而言，它是最大的財富吸水池和倍增器。
03
1998年，陳映霞一家發生了兩家大事，一是兒媳婦陸婉翠的單位效益不好，主動申請下崗了；二是陳映霞頂住全家人的反對，在虹口區買了一套商品房。
陳映霞老兩口已經60多歲了，還是住在以前的弄堂里，小女兒在美國留學，兒子陳定夫一家住在嘉定單位分配的房子里。除了石庫門老房子的簡陋不便外，并沒有其他迫切改善住房的需求。已經從單位退休的她，之所以這么折騰，主要是受了在老家溫州做教師的侄子陳東來的影響。
1998年這一年，為抵御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務院決定將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以“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來推動房產改革。在溫州中學教書的陳東來，突然意識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時刻已經到了。
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變化，仍希望好好表現能讓廠里分套房。然而，陳東來卻在研究了一晚上新政之后，第二天就把銀行里的活期存款都取了出來，籌劃買房，隨后又慫恿岳父把原本計劃購買工廠材料的資金也拿來了買房。
他們在鹿城區買的兩處房產，一個月便實現了20%以上的漲幅。陳東來興奮地跟親戚好友們說到，別再存錢了，投資房子的時代到了。陳映霞也接到侄子三番五次的電話，一咬牙一跺腳，把多年的積蓄掏出來，買了一套3700元/平米的高檔商品房。
果不其然，房價一波波上揚，半年上漲了近50%。賺錢效應又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資金，溫州市很快便無樓可賣。嘗到甜頭的陳東來索性在2000年辭職，專職買房賣房，并被朋友推選為“炒房領袖”。很快，他便將目光盯到了500公里外閃閃發亮的上海。
2001年，《溫州晚報》組織了150多個溫州人，坐滿了三節火車廂，專程到上海買房。陳東來就在其中。他們三天便豪甩5000萬元，買下了100多套房子。兩個月后，一列列專機又將溫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產市場，6800萬、8000萬、1.2億，不斷擴大的交易額一次次刷新人們的眼球。
溫州購房團，2001年
溫州購房團也開始擴大自己的版圖，北至哈爾濱，南至三亞，西至重慶，東部狂掃海岸線。而戰果也頗為豐厚，所購房產價格不出半年就能實現20%的上漲，有些甚至可以達到年化200%的收益。
陳映霞的兒媳婦陸婉翠，在輾轉換了幾份工作后，也決定全職炒房。在汽車廠做到中層的兒子，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不過陳映霞卻十分支持兒媳的決定。2001年，陳家的弄堂拆遷，除了一套拆遷房外，還得到一筆錢，她把錢都給了兒媳，讓她跟著陳東來炒房。
陳東來們享受著財富極速膨脹的同時，也開始被人稱之為“價值發現者”。盡管這些溫州人被冠上了“炒家”的惡名，但幾年后，大家才醒悟，原來房地產也是投資品，而且是極佳的投資品。
而就在陳東來下海的那一年，已經在上海小有名氣的劉益謙，開啟了命運的加速器。中學輟學的劉益謙靠著做皮匠、開出租車逐漸有了積累，80年代他參與國庫券倒賣也小有所成，存了近20萬元。盡管走南闖北，但當時的劉益謙對股票也還是一無所知。
跟楊懷定一樣，90年代的股市也是劉益謙賺取第一桶金的地方。1990年，豫園商城準備發行股票時，劉益謙決定小試牛刀，買入了一萬元。不曾想，股票受到市場的狂熱追捧，劉益謙最終大賺100倍。這次財富跨越讓劉益謙更加堅信，資本市場大有可為。
2000年，劉益謙成立了上海新理益投資公司，開始正規化、規模化挖掘資本金礦。經過一番研究之后，他認為中國資本市場處于快速發展的過程，雖然有些問題，但是總會得到解決，而這個過程就會存在著財富機會。就像因為不能流通而無人問津的法人股，一定會成為流通股而大漲。
2000年10月13日，劉益謙第一次通過競拍方式獲得瓊能源952萬股法人股。在隨后一年多的時間內，劉他頻頻頻出現在全國各大拍賣行，先后投入一個多億，相繼收購了河北華玉、北大科技、百科藥業、安琪酵母、威達醫械、一汽轎車等10幾個上市公司的法人股。
如其所料，2002年國家就出臺了法人股減持政策。2005年股權分置后，徹底解決了全流通的問題。而劉益謙靠前瞻判斷和耐心所播下的法人股種子，也終于開花結果。
劉益謙將其持有的法人股先后拋售，平均獲利高達7倍以上：安琪酵母獲利達1.8億元，一汽轎車獲利5700萬。而最為成功的投資是其2006年拍下的法人股中體產業，兩年后悉數賣出，盈利超過8億元，單筆獲利超過10倍。
法人股的投資，讓劉益謙聲名大噪。通過媒體，他和那些通過股市改變命運的人的故事，開始被大眾所熟悉。
在這期間，基金的誕生，讓居民理財的工具箱再次擴容。1998年3月，國泰基金和南方基金先后在上海和深圳成立，隨后便發行了基金開元和基金金泰兩只封閉式基金，成為行業的里程碑。2001年，華安基金發布了中國第一支開放式基金產品華安創新，再次擴容居民的理財工具箱。
排隊購買“華安創新”的人們，2001年
私募基金也緊跟公募基金發展的腳步。2004年2月20日，私募投資人趙丹陽與深國投信托合作，成立“深國投-赤子之心（中國）集合資金信托計劃”，被業內視為國內首只陽光私募產品，以“投資顧問”的形式開啟了私募基金陽光化的模式。
由于投資工具的便捷和財富效應的吸引，全國人民的財富觀大為刷新，一批批人開始將銀行存款取出，通過證券開戶、公募基金、信托理財、私募基金等渠道，跑步進入資本市場。而全民炒股和買基的熱情，在2006-2007年大牛市里首次爆發。
在這一輪波瀾壯闊的牛市行情里，人們打招呼的方式也變成了“基金買了嗎？股票漲了嗎？”
陳映霞一家基本上跟股市絕緣：老兩口已經接近70歲，沒興趣去折騰股票這種刺激事物；兒子在汽車公司做中層，平時天南地北地出差，除了買自家公司的股票，幾乎從來不炒股；而兒媳婦的炒房搞的風風火火，手上已經有七八套大小不等的房子。
在普通老百姓開來，樓市像文火慢燉，有時漲的快一點，有時漲的慢一點，但幾乎沒跌過；股市則像冰火交加，有時瘋的讓人害怕，有時跌的讓人沮喪。但無論如何，樓市、股市、基金等多元化的理財理念和方式，已經變成尋常百姓的伸手可及的事物。
陳映霞這一代，只能通過儲蓄來保值，遇到物價飛漲的時刻，全家就要出動去排隊囤貨；到了她的下一代，已經擁有樓市和股市這兩大理財和投資的渠道；而到了陳家的第三代，理財的工具更加豐富，理財的觀念也來到了劇變和顛覆的時代。
04
《蝸居》在上海灘熱播的2009年，正好是陳映霞的孫子鄭小羽從上海大學畢業的年份。不過，跟電視劇中那些為房奔波和沉淪的年輕人相比，鄭小羽從來沒為房子發過愁：他的媽媽陸婉翠已經在他名下掛上了2套房子。
這一年，上海房價上漲50%。在鄭小羽暗自感謝媽媽的同時，上海的一家叫做拍拍貸的互聯網貸款公司，公司因為交不起房租陷入困境，他們決定向用戶收取貸款金額2%-4%的服務費，來維持公司運轉，這種模式大獲成功，成為匹凸匹行業的核心商業模式。
于是在2009年，互聯網開始挺進金融和理財領域，一大批互聯網金融公司先后成立，它們這次要顛覆的中國人長期形成的財富觀念。
陳映霞一家，在這一年也破天荒地陷入了分歧。兒媳婦陸婉翠是過去十年家族財富增值的最大功臣，家里房產的市值超過了3000萬，她堅定地認為上海房價還會漲；而在大學里學了4年經濟的鄭小羽，卻認為房價一定會跌，原因無非是課堂上教授告訴他的理由：租售比太低，泡沫化嚴重。
說服不了兒子，陸婉翠同意鄭小羽賣掉名下的一套房子，拿到的錢一半還給媽媽，一半自己去做投資，3年之后，看看誰賺得多。
拿著400多萬的鄭小羽，急于向老媽證明自己。在大學期間業余炒股的經歷告訴他，投資可能還是穩點好，大漲大跌的股市吃人不吐骨頭。他比較了投資論壇上的各種理財產品，覺得目前只有銀行理財比較適合自己，雖然收益不高，但是比較安全。
有一天鄭小羽在論壇上，發現大家在討論網貸，收益率要比貨幣基金高一大截，能達到10%~20%左右。抱著嘗試的心態，鄭小羽用200塊錢做了一個新手任務，很快就拿到了80多的獎勵，這讓他一下子有了興趣。
當時真正敢投資網貸的人并不多，鄭小羽一來二去的嘗試了幾次就成為了老手。他已經明白這種模式在國外已經有案例，只不過是又一次Copy To China。在2011年支付寶的集分寶活動里，鄭小羽陸續投了好幾家網貸公司，投入的幾萬塊錢都到期兌付。
這讓鄭小羽信心大增，他開始系統地研究網貸，在論壇上，他也儼然成為網貸的投資專家。投資的經歷多了，他總結出一套方法論，在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平臺上，只要借款人是真實的，小額分散的投資風險其實并不大，他將400多萬本金分成十幾份，投到各個平臺上。
2012年，行業逐漸升溫，互聯網金融也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到了2013年，創投圈不斷傳出各大網貸平臺千萬美元級的融資消息，資本的介入加快了變革的步伐，但能“飛入尋常百姓家”的互聯網金融產品，仍然是空白。
2013年5月，一款叫做余額寶理財應用正式上線。在上線第四天，它就登上了新聞聯播；上線的第六天，用戶超過了100萬。中國人的財富觀念，開始被這個小小的應用，劃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
05
2013年中秋節，鄭小羽和全家回溫州老家探親。在酒席上，教親戚使用余額寶的他突然意識到：中國互聯網金融可能要加速了。
鄭小羽的判斷沒有錯，2013年這一年，在日后被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這一年也是中國居民財富觀念劇烈變化的一年，鄭小羽在老家教親戚轉賬余額寶，就暗示了這里面最明顯的一項變化：居民存款開始從銀行往外搬家。
盡管銀行存款的低利率被長期詬病，但中國的老百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除了買房要用一大筆錢外，平時還是傾向于把錢存在銀行。這種理財觀念形成的原因，跟中國的儲蓄文化有關，也跟投資渠道受限制有關：群眾想買理財產品，過程比較麻煩。
而互聯網理財產品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格局：只需要在手機上簡單操作，就能把銀行存款，轉移到收益率高很多的理財產品中去。在這一大批理財神器的帶動下，互聯網開始快速重塑中國老百姓的財富觀念。
2014年1月，另一款重磅產品微信理財通上線，在眾多互聯網巨頭的積極參與下，普羅大眾第一次能夠以便捷的途徑接觸到專業理財產品。
鄭小羽的投向網貸的那些錢，也獲利豐厚，微信理財通上的那些便捷可買的貨幣基金產品，雖然穩健，但并不能讓他滿足：他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才能跑贏房價。不過2013年到2014年，上海的房價并沒有怎么漲，鄭小羽手上的錢卻增值了20%多，他對贏得賭約信心滿滿。
2015年初，股票市場牛市的聲音開始喧囂，深圳的房價開始冒頭，鄭小羽心里有點兒發慌。有一位前輩告訴他，深圳的房價一向領先北京和上海半年，深圳開漲，上海跟上只是時間問題。鄭小羽分析了幾天，決定提前贖回放在網貸里的錢，全部投入股市。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闡述了理財的最高奧義：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中國老百姓修煉了這么多年，卻總喜歡反其道行之。
跟他一樣，無數居民在2015年初開始將從樓市撤出來的錢、從銀行搬出來的錢、從實業退出來的錢，紛紛砸到股市上。國家牛改革牛開始深入人心。到了2015年5月，鄭小羽有了20%的浮盈，但沒用多久，股災就把他所有的浮盈盡數吞掉，并開始吞掉他的本金。
2015年下半年，股市飛流直下三千尺，房價卻輕舟已過萬重山，鄭小羽已經沒有獲勝的希望，只能乖乖向母親認輸，他將所剩無幾的錢撤出股市，用未婚妻的名義按揭了一套新的房子。陳映霞一家的資產配置，仿佛拐了個小彎，又回到了原有的軌道上。
半路折回樓市的，不光是鄭小羽。試圖搭乘國家牛市快車的城市中產們，被股市當頭一棒，迅速縮回了樓市這個安全的溫柔鄉里。從2015年開始，一線城市房價輪番上漲，并在去庫存政策的指揮下，蔓延到二三四五線城市。這些漲價帶來的種種副作用，會在幾年后逐漸顯現。
排隊等待認籌買房的人們，杭州，2015年
在股市上折戟，讓鄭小羽非常沮喪，但到了2016年，他又暗自慶幸。在這一年，網貸行業開始逐步暴出巨雷，e租寶、大大集團等平臺被揭露出龐氏騙局的真面目，這個新生的行業，在經過急速的膨脹后，迅速陷入山崩樓塌的境地，在全球商業史上，恐怕也是孤例。
盡管互聯網金融在局部遭遇了“倒春寒”，但鄭小羽這一代人的財富觀念和理財手段，已經被徹底改變了。
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聯合騰訊金融科技智庫、騰訊理財通共同發布的《互聯網理財指數報告》顯示，互聯網理財指數由2013年的100點增長到2017年的695點，4年增長6倍，互聯網理財規模由3853億元，激增到2.6萬億元。以騰訊的理財通為例，用戶數量已經高達1.5億，資金保有量不到5年時間就達到4800億。
2018年上半年的匹凸匹雷暴，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互聯網金融行業，目前來說還是未知數。在股市低迷、樓市限購、外匯管制的背景下，2018年的互聯網理財指數在2017年695點的基礎上，是大幅下降？還是繼續上升？可能需要2018年的最新報告才能告訴答案。
但無論如何，互聯網滲透理財領域，帶來的變化已經實打實地發生了。這個時代的人們，他們動動拇指就能輕易地買到各類金融產品，理財、信托、公募、私募、保險、期貨……讓他們感到無比便捷，也讓他們感到眼花繚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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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陳映霞需要發動全家人，去各大商場排隊囤貨，才能抵御通脹給他們帶來的財富貶值；30年后，鄭小羽只要動動手指頭，各種理財的產品和方案，就一覽無余地擺在他們面前。
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四十年里，中國居民的財富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管理這些的財富的渠道和手段，也可以簡單分成五個階段：
一、1978-1988年：儲蓄為王的覺醒期
二、1988-1992年：資本市場萌芽誕生
三、1992-1998年：證券投資席卷中國
四、1998-2009年：如日中天的房地產
五、2009-2018年：互聯網理財的崛起
在這四十年，中國人的財富觀經歷了從懵懂到接受，從時髦到普及，從漠視到積極的全過程。
觀念變化的背后，是工具的豐富：根據2018年1月騰訊財富管理研究中心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的財富管理市場，在2017年已經高達130萬億，分布在銀行理財、私人銀行、信托計劃、公募基金、保險等各個領域。
如此龐大的市場，中國人一定需要更豐富、更多樣、更立體的理財工具和渠道。事實上，80年代的國庫券、90年代誕生的股票、2000年后如日中天的樓市、2010年代普及的互聯網理財，這些都是中國人賴以抵擋通貨膨脹和貨幣超發的工具。
但中國人的財富，目前仍然盤踞在樓市里，鵬揚基金楊愛斌在接受騰訊理財通《基蕩二十年》采訪時說過：近10年，我們被地產和基建所困，錢都變成了房子、高速公路、地鐵、高架橋，現在這些投資已經趨于飽和。假如這些財富向樓市之外的領域涌出，整個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的規模，恐怕將不止130萬億。
因此，在互聯網時代，那些擁有海量用戶和大數據分析能力的互聯網巨頭們，他們將面臨更加復雜的社會責任：要向用戶灌輸正確投資財富觀念、要給用戶提供安全可靠的理財工具、要幫用戶實現資產的增值保值、要替用戶規避潛在的金融風險和騙局。
從這個角度來講，像微信理財通這樣擁有數以億計用戶的互聯網產品，它們的歷史道路才剛剛開始。
參考資料
[1]. 中國生活記憶，陳煜，2014年
[2]. 五次價格上漲及與政府應對，劉薇，2008年
[3]. 互聯網理財指數報告，騰訊，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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