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長任命”看金融人事“新邏輯”
【EFEC導讀】現在，銀行高管仍嚴重缺位，中行行長尚未定論，進出口銀行又空缺了行長，工行等大行尚缺多位副行長，交行的董事長和郵儲銀行的行長仍待明確……
9月23日，空缺一年之久的農行行長終于“名花有主”，來自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行長張青松走馬上任，爆了個冷門。
近年行長的任命思路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升遷邏輯上貌似出現了混亂，但實際上，在紛繁復雜的任命書背后，仍可清晰看出內在的用人思路與邏輯，確實與過去不同，而是進入了“新常態”。
01 由正職到正職
此次張青松由進出口銀行行長位置上就任農行行長，屬于平級調動，也是正職到正職的調動，盡管其出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僅一年。而三年之前，他還是中國銀行支付清算部總經理，在行長的位置上資歷尚淺。
行長資歷淺，并不妨礙其執掌22萬億資產的農業銀行，原因是由正職到正職，這樣的任命邏輯日漸清晰。
此次任命之前，業界一度傳出多個人選，包括老農行、現任中國光大集團監事長朱洪波，但最終沒有傳言成真。
由行長到行長，由董事長到董事長，或者由行長升任董事長，這樣的任命已經變成常規動作。
而由副行長提升行長，則屬個案，要在第二個層次的邏輯思路上考慮。
盡管監事長也是正職，屬三家馬車之一，但監事長轉成行長或者董事長的案例不屬常態，近年只有零星案例，一般是大機構的監事長到略小的機構出任行長或者董事長，像工行監事長錢文輝出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行長，交通銀行監事長宋曙光出任中國信保董事長等。
此前，工行董事長易會滿離職形成的空缺，由中行董事長陳四清接任；中行行長劉連舸接任董事長，也是遵循正職到正職的邏輯。
當然，這條邏輯也有例外，同為國有大行的郵儲銀行行長呂家進，調任交通銀行出任副行長，而交行的資產規模還略小于郵儲。
現任工行行長谷澍的升遷邏輯在現在看來也并不常見。他由工行副行長直接升任行長，而且他一直在工行系統工作，還一度從工行董秘位置上出任工行山東分行行長。
02 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交流頻繁
此次張青松就任農行行長，也再次證明了一個趨勢——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高管的人事交流更加頻繁。
張青松在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之間已經兩度跨越——2016年7月由中行副行長出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而現在又“歸去來兮”，再次回歸國有商業銀行。
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兩年時間內已經輸送了兩位國有大行的行長，成為金融高管的“福地”。
除了此次張青松，2018年6月，劉連舸從進出口銀行行長位置上出任中國銀行行長，一年之后接任中行董事長。
2018年9月農行行長趙歡出任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2018年1月工行監事長錢文揮出任農發行行長，則表明這兩類銀行機構的藩籬早已不復存在。
更早的案例是，交行董事長胡懷邦出任國開行董事長，國開行行長蔣超良出任農行董事長。
現在國有大行的副手也有不少在政策性銀行有過經歷，像農行現任副行長蔡東，就曾擔任國開行副行長；交行新任副行長殷久勇，曾任農發行副行長。
03 小行與大行頻繁互調
銀行之間規模有差異，同為四大國有銀行，工行體量最大（27萬億），其次是建行（23萬億）、農行（22萬億）和中行（21萬億）。
人事任命還有一條常規的明顯邏輯，就是由資產規模較小的銀行通常像資產規模大的銀行輸送人才。
工行是“宇宙行”，其董事長也最為顯得“位高權重”，比如，中行董事長陳四清出任工行董事長，就顯得是受到“重用”。
2017年7月，中行董事長田國立出任建行董事長，也與此情況類似。
有意思的是，證監會主席大多從國有大行董事長中產生，這是由副部到正部的一次飛躍，但這并不是按四大行資產排序而提拔的。
隨著今年工行董事長易會滿出任新一任證監會主席，四大行都產生過證監會主席。
“小行”中，光大銀行是金融高管的福地。
2016年1月，張金良從中行副行長位置上調任光大集團擔任光大銀行行長，兩年之后又調任中國郵政集團，出任郵儲銀行董事長，正式掌舵中國第五大國有銀行。
而張金良在光大銀行的前任趙歡，由建行副行長出任光大銀行行長，兩年后出任農行行長，再過兩年擔任國開行董事長。
而與光大銀行類似的中信銀行，則沒有為大行輸送更多人才。
從十幾年前的行長竇建中，歷經陳小憲、朱小黃，大多止步于這個職位，而剛辭任中信銀行行長僅半年的孫德順，則在今年9月中旬“失聯”。
04 金融副省長加劇高管稀缺
銀行行長稀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副省長不斷上任。9月中旬，隨著工行副行長譚炯赴任貴州，工行副行長僅剩一人。
據統計，現有13名金融副省長（含省政府黨組成員），其中，天津市副市長康義、山東省副省長劉強、江蘇省副省長王江、四川省副省長李云澤、福建省副省長郭寧寧、遼寧省副省長張立林、山西省政府黨組成員吳偉、貴州省政府黨組成員譚炯等8名都是從國有大行副行長任上調任。
國有大行走出8位副行長，使本來就稀缺的銀行高管顯得更加稀少。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走出的副行長，大多是“異地”提拔，即由一家銀行的中層提拔為另一家銀行的副行長。
以此次譚炯為例，他就是在中行廣東分行行長的位置上被提拔到工行副行長，這種“異地”提拔已成為大多數金融副省長的常規路線。
現在，銀行高管仍嚴重缺位，中行行長尚未定論，進出口銀行又空缺了行長，工行等大行尚缺多位副行長，交行的董事長和郵儲銀行的行長仍待明確……新的任命也將繼續驗證著金融人事的新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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