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路徑與對策
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仍面臨著諸多挑戰，如數字金融在城鄉、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數據安全與治理問題突出，金融產品同質化競爭加劇，金融風險不確定性上升，“創新—穩定”權衡難度加大等。我國應當進一步強化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完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加強行業自律，完善個人征信體系，推廣公益金融活動，助力數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秘書長尹振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研究員汪勇，文章來源于《東方論壇》2023年第4期。
本文大約12000字，讀完約4分鐘。
摘 要
數字金融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近年來，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在擴大居民消費、優化投資結構、促進創新創業，以及提高金融服務效能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并有效提升了宏觀經濟應對外部不利沖擊的韌性。但是，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仍面臨著諸多挑戰，如數字金融在城鄉、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數據安全與治理問題突出，金融產品同質化競爭加劇，金融風險不確定性上升，“創新—穩定”權衡難度加大等。我國應當進一步強化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完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加強行業自律，完善個人征信體系，推廣公益金融活動，助力數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正 文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實體經濟各個重點領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然而，當前實體經濟發展仍存在突出的結構性問題，制造業、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和科技型企業的發展面臨著諸多困難。數字金融通過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大大降 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和增強了金融服務的觸達性，具備社會普惠性、便利性和外部性特征，成為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抓手。利用數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有其內在的理論基礎，而在此基礎上，數字金融在消費、投資、創新創業、金融服務和應對沖擊等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當前數字金融的發展面臨一些明顯的挑戰，表現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倫理問題凸顯，行業競爭加劇，部分消費信貸產品不良率攀升等。為此，本文建議未來應當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服務質效、科技倫理治理、行業自律引導、信用風險管理、消費者風險意識等方面入手，引導數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一、數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路徑
數字金融具備顯著的網絡外部性，能夠有效緩解金融市場交易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擴大居民消費、優化投資結構、鼓勵創新創業，以及提高金融服務效能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數字金融發展顯著提升了宏觀經濟應對外部不利沖擊的韌性。
（一）降低服務門檻，擴大居民消費
數字金融發展大大降低了金融機構開展金融交易和提供金融服務的門檻，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強了金融服務的易得性、便捷性和普及范圍，擴大了居民消費[2]。
首先，流動性約束是制約居民當期消費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流動性約束大的消費人群所占比例越高，消費支出就會越少；數字金融的發展將有助于降低居民個人的流動性約束，提升居民當期消費水平[3]。因此，在引入信用消費制度以后，消費者就能夠采取“先消費后付款”方式選擇社會商品或服務項目，轉變潛在消費需求為實際購買力，從而擴大社會商品與服務項目消費總量。與此同時，消費信貸還具有乘數效應。在市場運作中，居民可以利用消費信貸購置商品或服務，信貸購買的商品通過市場循環會形成一輪接一輪的購買力，最后產生的社會消費總量往往是消費信貸服務金額的數倍，由此擴大社會消費總需求。根據廈門大學《互聯網消費信貸、流動性約束與居民消費》研究報告，開通螞蟻“花唄”可提升18%的消費金額，表明消費信貸有助于緩解消費者流動性約束壓力，對提振消費具有較大的積極作用。
其次，數字金融利用數字化手段定位和選擇客戶，客戶覆蓋被傳統金融機構忽視的小鎮青年、新市民等中低收入群體。因此，數字消費信貸穿透力更強，能夠創造適應于各種分類市場的消費信貸產品，有效釋放廣大中低收入家庭群體的消費需求，進一步增強中低收入家庭群體的消費購買力，從而產生規模龐大的“長尾市場”。由于“長尾市場”群體規模巨大，小額消費信貸資金也能產生巨大購買力，從而帶動居民消費需求擴張。
最后，消費信貸還會影響居民消費傾向，進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中國居民過去長期存在著“量入為出”的消費觀念，而伴隨消費貸款的發展，超前消費行為理念被更多居民認同，數字消費金融發展更是強化了人們超前消費理念，逐步改變了“量入為出”的消費意識與消費文化，敢花未來的錢使現在生活水平提高，用刺激消費來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居民消費水平[4]。但是，消費信貸可能導致過度消費，而前期的過度消費會對后期消費形成擠出。因此，消費信貸對總消費的刺激作用主要集中在當期，可能會擠出居民的長期消費。
（二）改善資源配置，優化投資結構
數字金融涉及到銀行、居民、企業以及政府等多個參與主體。當面對不同參與主體時，數字金融則利用各種途徑調整其投資方式。針對金融機構，數字金融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等技術，優化貸款業務的最佳信貸行為，改善金融業務流程，提高資金獲取能力與分配效率，進而優化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結構。就居民部門而言，居民消費構成是產業投資的風向標，數字金融能夠通過分析居民消費構成引導產業投資方向。例如，消費信貸需求的擴張將作用于市場需求繼而促進產業投資的產品升級改造，市場消費需求將倒逼企業改善生產技術和提升產品質量，并促使其進一步引進新工藝提高技術含量，通過加大產品研發和升級改造制造出更多符合消費需求的新產品、提供更優質的售后服務，從而推動企業產品品質提升和技術創新發展。可以說，數字金融通過分析居民消費構成，繼而間接作用于投資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服務結構調整，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進一步帶動投資和優化投資結構。
針對實體企業，一方面，數字金融的普惠性將擴充民營企業的融資路徑，有效降低民營企業尤其是作為創新創業主體的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緩解小微企業長期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另一方面，數字金融可以擴充民營企業投資路徑，為民營企業和小額貸款公司提供創投、股權、債權等投資渠道，并借助大數據技術，有效推動小微企業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和業務創新，進而優化投資結構。針對地方政府部門，數字金融以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為重點，有效降低中小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積極推進數字化賦能和智慧化管理，不斷完善和提高中小企業營商環境；同時，數字金融賦能政府部門全面推行“一網辦公”，加速推進企業證照管理無紙化，鼓勵指導平臺型、高新技術企業通過大數據手段賦能發展小微經濟。此外，數字金融還倒逼政府部門探索適應平臺經濟、工業數字化、新個體、共享經濟等新經濟特征的管理方法。
（三）暢通要素流動，促進創新創業
數字金融能夠助力科技創新，推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良性循環，為創新創業提供動力。
其一，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務能力。數字金融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如用戶在互聯網上的大量行為數據），可以面向中小微客戶和長尾消費者構建數字信用評價體系，彌補傳統金融服務的缺陷，保證經濟不發達地區也可以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務，為欠發達地區創新、創業活動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更大范圍地發揮普惠金融功能。
其二，更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企業創新的投資行為具備投資規模大、經營風險高、投資回報不穩定、投資可逆性弱的特點，這和金融機構的一般風險偏好并不匹配。不過，借助于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數字金融將賦能金融機構數字化革新，充分發揮降低金融機構信息不對稱方面的關鍵作用，提升網絡信息系統與交易數據的準確性和可追溯性，促進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搜集運用信貸記錄、消費數據和交易記錄等歷史數據。進一步地，數字金融能夠增強金融機構的風險識別能力，幫助金融機構破除“數據壁壘”和“信息煙囪”，促進創新型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高效交流，助力企業創新。
其三，通過創新商業模式繼而創造更多商業機會。數字金融還具備價值發現功能，通過集成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等上下游數據，形成數據信息閉環和優質投資環境，有效促進數據、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向生產效率較高的科技產業流動，推動區域經濟社會改革創新發展。同時，作為一種金融基礎設施，數字金融的發展通過創新商業模式和經營理念，為創新創業活動創造更多商業機會和就業崗位[5]。如移動數字支付的出現，極大促進了電子商務模式的演進，推動傳統線下業務活動的線上化，引出新的商業機會。
（四）助推數字化轉型，提升金融效率
數字金融借助數字化技術，不但能夠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同時能夠提高金融風險管理能力，成為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關鍵路徑。
一是提升金融服務的實效性。首先，數字金融可以有效突破傳統金融產品的空間界限和數量約束，進而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覆蓋范圍，同時通過廣泛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開展金融服務深化，創新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模式、流程和產品，完善產品模式和拓寬金融服務范圍。其次，數字金融的發展為信貸市場提供了新的產品與服務模式，為同質化的信貸市場注入新鮮血液，能夠有效提升信貸市場的競爭強度和產品質量，增強商業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提供消費信貸產品與金融服務的競爭意識，促進其革新技術手段和改善經營管理理念以提高運營效率，推動金融市場高質量發展。再次，數字金融創新的大量數字化產品對傳統金融機構的盈利模式造成沖擊，并由此倒逼金融機構大力拓展盈利途徑，開發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的產品，提高自身資產配置效率，繼而提升市場運行效率。[6]
二是提升金融風險控制能力。一方面，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之間的期限錯配風險和流動性錯配風險，是其長期面臨的一大重要難題。但是，隨著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和數字算法等技術的引入，不僅推動了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的迅速轉變，還促進了其負債結構的多元化轉型。同時，銀行建立實時大數據動態風險評估框架，可以提高對自身資產負債期限結構和流動性結構的判斷能力，繼而降低資產負債到期損失，增強對流動性頭寸數量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數字金融有效彌補了傳統金融機構的量化風險管理短板，利用全面場景應用、大數據等技術，提升風險評估、反欺詐、金融服務合同分析、貸前審查和貸后管理等風險管控能力。
（五）增強風險分擔，提高經濟韌性
數字金融的發展能夠提高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消費信貸作為有效的消費風險分擔機制，可以平滑個人流動性約束、降低收入和其他不確定性因素對居民消費的不利沖擊。隨著互聯網消費信貸的出現，更加健全和完善的風控體系、更低的獲客成本和更廣的覆蓋范圍有助于進一步發揮消費信貸在風險分擔中的功能，降低異質性沖擊對居民消費和社會福利的影響。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由于消費信貸可以幫助很多家庭滿足臨時的剛性需求，在受自然災害沖擊后，有“領薪日貸款”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的居民的房貸違約率僅為沒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居民的一半左右，同時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的偷盜發生率也比沒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少增30%左右。因此，消費信貸有助于提升社區應對風險和應對意外事件的能力[7]。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消費者減少了外出就餐、旅行、娛樂等方面的支出，進而導致總體消費需求下降，社會消費環境變差，部分行業發展不景氣。但疫情也加速了數字化轉型進程，線上、線下消費場景加速鏈接，“無接觸金融”服務能力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不斷開拓出新的業務場景。尤其是在金融服務領域，以數字化平臺為依托的互聯網消費信貸有效補充了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疫情使企業生產活動受到諸多限制，導致部分居民收入不穩定，消費能力受到抑制。而互聯網消費信貸具有“無接觸服務”“非接觸貸款”等特征，可快速調配信息流、商品流和資金流，在緩解居民消費流動性約束、支持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復工復產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穩消費、穩信心和穩就業的重要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提高疫情后的經濟復蘇能力。其次，大型平臺獲客渠道更加多元，服務客群更為廣泛。相對傳統金融機構的白名單、體內賬戶體系或線下展業而言，平臺通過線上生活類APP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了豐富、便利的金融和生活服務，已成為數億消費者所信任的數字金融服務入口。疫情期間，政府部門通過支付寶、微信、美團、云閃付、大眾點評、攜程等平臺發放的消費券對于企業復工復產、提振消費信心、促進穩定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數字化“加持”后的消費券具有發放速度快、市場轉化率高等優點。同時，數字消費券的“杠桿效應”會通過需求側傳導到供給側，通過疊加“乘數效應”擴大產出，刺激相關企業加大投資，進而形成良性循環，對消費回暖和經濟復蘇產生了更加積極的作用。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紹興消費券政策的一項研究表明，數字消費券顯著提高了零售商戶的營業額，其中新增營業額的75%來自消費者自身支出，且影響具有一定的持續性，緩解了疫情對零售商戶經營的不利沖擊[8]。
二、數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近年來，我國數字金融得到迅猛發展，但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特別是數字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下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異較大，數據安全、算法歧視、限制競爭和數字鴻溝等問題愈發顯著，行業競爭加劇同質化嚴重導致金融機構的成本攀升和收益率下降，受到多重因素影響下風險隱患有所提升，并對金融監管模式提出挑戰。
（一）數字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數字鴻溝問題顯現
我國數字金融發展面臨著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一方面，數字金融在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目前，中國農村仍有部分地區未能實現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全地域覆蓋，偏遠地區的互聯網和移動通信可達性更差。《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城鎮地區互聯網用戶普及率為82.9%，遠遠高于農村地區的58.8%。由于數字金融發展依托于互聯網基礎設施，城鄉之間互聯網普及率的巨大差異造成了城鄉之間數字金融發展的差異。以支付為例，《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研究報告2021》顯示，農戶最主要的小額支付手段仍是現金，70.52%的樣本農戶首選現金支付，其次為微信支付，占23.73%。
另一方面，數字金融發展在地區之間也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以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看，2021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得分最高的上海市是得分最低的青海省的1.4倍（圖1）。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空間集聚性，并不能完全擺脫地理限制。東部沿海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高，其周邊城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也偏高；但是，中西部城市及其周邊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都偏低[9]。
（二）數據安全與治理問題突出，增加消費者權益保護難度
數字技術具有更新換代頻繁、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等特點，科技與金融的深度融合，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應用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
第一，數據安全風險增大。平臺企業間競爭愈發激烈，越來越重視數據要素這一核心競爭資源。部分互聯網平臺通過構建生態體系，以“免費”服務的方式，強制授權、超范圍收集個人信息，甚至違規違法使用用戶敏感信息獲益。例如，一些金融APP存在高危漏洞、隱蔽收集用戶信息等安全風險，以竊取數據為主要目的攻擊事件越來越頻繁。
第二，算法歧視、“大數據殺熟”現象頻發。一些平臺企業利用算法黑箱特性實施差別定價（如產生信貸供給歧視、誘導過度借貸等問題），與同業達成“算法共謀”形成市場壟斷，并利用信息推薦技術，蓄意構建充斥高風險金融產品服務的信息繭房，阻礙消費者自主選擇。
第三，金融消費者保護難度加大。金融消費者保護問題在數字化場景下可能被放大，金融消費者受詐騙侵害等風險不容忽視。一些不法分子通過電話、短信、微信朋友圈等渠道發布貸款、理財、投資等虛假信息，甚至利用非法獲取的消費者金融信息編造賬戶凍結、涉及刑事案件等虛假情形，騙取消費者資金。同時，部分金融消費者因線下業務辦理不暢，被動選擇線上模式，風險防范意識不強，未能有效識別詐騙信息，導致財產安全受侵害的潛在風險增加。
第四，限制競爭問題凸顯。一些金融科技平臺通常涉獵多個業務領域，在電商、社交、出行等其他數字經濟平臺兼具渠道和流量優勢，用戶基礎龐大、業務數據豐富，又得益于數字經濟的網絡外部性特點，使其在短時間內便擁有了近乎壟斷性的市場競爭優勢。強迫“二選一”是限制競爭最為常見的現象。部分平臺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利用網絡效應進行不公平競爭，形成“贏家通吃”的壟斷局面，甚至可能引發“大而不能倒”風險。
（三）金融產品同質化競爭加劇，市場秩序亟需規范
數字金融行業的競爭日趨加劇，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近幾年，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運用，各大金融機構和其他行業的頭部企業紛紛加入消費信貸領域。
一是消費信貸行業競爭程度不斷加劇。在消費信貸供給規模迅速擴大、需求潛力逐漸下降背景下，消費信貸市場也從供給不足的賣方市場逐步轉向供求平衡，甚至出現供給過剩的買方市場，由藍海市場逐漸轉入紅海市場。市場競爭程度日益加劇，競爭不足的格局逐漸轉向充分競爭，甚至過度競爭，使得消費信貸行業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
二是消費信貸行業競爭方式逐步改變。這主要表現為消費信貸行業逐漸從增量客戶競爭轉向存量客戶的競爭，從不同客群、不同產品之間的差異化競爭轉向相同客群、同類產品之間同質化的價格競爭，從低水平的市場規模競爭轉向高水平的服務質量的競爭，從產品和價格的競爭逐步轉向內部技術和管理能力的競爭。
消費信貸市場的競爭程度日益加劇，增加了企業開展消費信貸數字化業務并取得競爭優勢的難度，導致各消費信貸機構的營銷成本日益上升；管理難度加大導致管理成本不斷上升，整個經營成本趨于上升。同時，價格競爭必然使得消費信貸產品定價不斷下降，造成市場收益率趨于下降。
（四）金融風險不確定性上升，可持續性發展有待評估
數字金融的發展放大了信貸的順周期性，并增加了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風險。在信貸領域，金融科技企業往往提供短期信貸，與長期貸款相比在經濟低迷時更容易受到消費者信心不足的影響，加之由于缺乏激勵機制，這些企業準確評估貸款質量和客戶信用水平的動機可能沒有傳統金融機構那么強烈。在投資領域，金融科技企業對于相同算法的依賴會導致投資策略的相關性上升，風險難以收斂，從而放大資產的順周期波動。新技術的應用使得客戶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的存儲賬戶和共同基金之間做出更有利于收益的選擇，這在提高了投資效率的同時也加大了數字金融的流動性風險，金融科技企業在貨幣市場基金領域的業務開展使得這一情況變得更加復雜。
作為典型的數字金融產品，數字消費信貸的發展極大提升了金融的服務范圍、業務規模及其普惠性和觸達性，但由于消費信貸的本身特征，部分消費信貸企業出現較高不良率的現象。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消費信貸具備信貸額度小、門檻低、審批放款快以及較少涉及抵質押擔保的特點，疊加消費信貸完全基于個人信用而沒有抵押擔保，貸款人違約成本較低。與此同時，互聯網消費信貸客戶群體是沒有征信記錄或信用較低、難以從傳統渠道獲得貸款的長尾人群，客戶償債能力較弱，更容易出現逾期還款、無法還款甚至惡意拒償的問題。
另一方面，近幾年隨著銀行資本約束趨緊，商業銀行對公業務發展受到限制，紛紛加大對零售業務布局與投入，提高個人消費信貸比例。特別是在新的風控數據、風控手段以及金融科技服務商的介入下，高回報的信用類消費貸款在個人貸款結構中占比不斷提升。但是，消費貸款因具備額度低、期限短、無抵押等特點，對于貸后資產管理的要求也相對較高，而零售貸款余額規模的快速上升、用戶群體逐漸下沉等原因帶來了更大規模的消費貸款不良資產余額，導致消費貸款不良資產處置需求規模增加。2020年以來，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環境的影響，消費信貸企業不良貸款率逐漸上升。據研究，在疫情爆發前，金融科技貸款的逾期率在2%—5%之間，而在疫情爆發后的5個月，金融科技貸款的逾期率超過了20%[10]。
（五）“創新—穩定”權衡難度加大，需要轉變監管模式
數字金融監管模式的發展速度遠遠滯后數字金融的發展速度。目前監管部門仍然使用針對傳統金融業制定的監管策略來監管數字金融行業，沒有充分考慮到數字金融的獨特性，從而導致現有的金融監管制度難以很好地評估和管理風險。例如，雖然互聯網銀行已經成為當前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獲得金融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其仍然適用和普通商業銀行一樣的監管制度。針對互聯網銀行的監管，目前參考城市商業銀行標準，但事實上其業務模式和產品服務又與傳統商業銀行存在明顯差異，造成在執行各項政策時容易出現不對等或不一致的情況。一方面，如果金融科技企業被要求完全遵守傳統的監管法律法規，那么企業將面臨巨大的合規成本壓力，甚至最終放棄創新計劃。另一方面，若給予其特權免除合規要求，又會使監管工作陷入“雙重標準”的執法困境及創新風險無法防控的困境。
數字金融發展表現出明顯的跨界性，既包括科技與金融領域的跨界，也包括其與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方面的融合。同時，這種跨界是行業層面甚至是體系層面的跨界，比金融領域的綜合化經營更加復雜。以最常見的大科技金融線上信貸為例，除使用自有資金開展業務以外，其與持牌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合作開展的助貸和聯合貸款正在考驗著監管的智慧和能力。為金融機構提供風控支持是助貸和聯合貸款業務的主要模式。然而，在實踐中部分金融機構缺乏風險控制意識，將授信決策、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完全外包給科技合作機構，將助貸機構給出的授信建議直接轉化為自己對客戶的最終授信決策。有的金融機構作為全部出資人并不承擔信用風險，而是將全部風險通過兜底協議轉嫁給科技合作機構，這極易產生道德風險。上述新問題對傳統監管模式提出了挑戰，監管的統籌協調能力、監管科技的應用能力等亟待全面提升。
三、引導數字金融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的對策建議
為了更好地推動數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應當進一步強化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以推進數字金融協調發展，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以提升金融服務質效，完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以促進科技向善，加強行業自律以引導數字金融有序發展，完善個人征信體系以增強信用風險管理能力，推廣公益金融活動以提升消費者風險意識。
（一）加強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推進數字金融協調發展
數字金融基礎設施是數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數字金融要通過數字驅動和技術驅動縮小金融資源的區域分布差異。要加快突破明顯制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以安全多方計算、區塊鏈、聯邦學習、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科技為基礎，構建安全、合規、統一的數據要素平臺，推進區域數據中心集約化建設，加快大數據傳輸通道建設，不斷提升數據傳輸能力。
我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數字金融水平仍存在較大差異，應持續依靠數字技術，拓寬數字金融覆蓋面。中西部地區要發揮后發優勢，依靠國家的政策傾斜，著力提升智能金融網點數量和規模，通過數字技術賦能金融提升金融服務覆蓋率，著重提升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居民的資金可得性，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東部地區應繼續發揮領先優勢，著力提升數字金融資金配置精準度，不斷創新和升級金融服務，通過數字金融產品創新提升金融服務于不同企業、不同人群的效率，避免出現大型企業“授信過度”和中小企業“授信不足”并存的局面。此外，要深入落實數字鄉村行動計劃，加快農村地區的數字金融體系建設，進一步建立完善農村地區數字金融基礎設施，開展征信體系、涉農大數據、農業技術服務與培訓，做好“線上+線下”業務，大力支持鄉村振興。
（二）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提升金融服務質效
運用數字技術打造數字金融新業態、新應用、新模式，可以大幅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延伸金融服務半徑，拓展金融服務類別，擴大普惠金融覆蓋面和受益面。因此，“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穩妥發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一方面，金融管理部門要引導和推動金融機構加快數字化轉型。加快推進市場化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島”現象；完善數字金融標準體系建設，促進行業之間、機構之間互聯互通；平衡好金融創新與審慎監管，充分運用監管科技，提升數字化轉型監管效能。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要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不斷提升金融服務質效。金融機構應基于自身業務發展用戶需求，明確數字化轉型方向和重點，突破約束數字化轉型的體制機制，提升組織敏捷性和扁平化；加強數據治理，提升科技研發、網絡金融等人才占比，加快核心系統建設和升級，加快數字金融產品創新和迭代，構建更加全面的技術生態、業務生態體系，為用戶提供泛在、無界的綜合服務。
（三）構建數字金融倫理治理體系，促進科技向善
數字金融倫理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監管部門、從業機構、行業組織等各司其職、密切協作。首先，監管部門探索建立行業級科技倫理委員會、專業性科技倫理審查機制，以原則性指引為基礎，結合新技術金融應用的風險與效益、技術應用的主觀行為等建立倫理判定的軟性數字金融治理規則，提升科技倫理審查結果互認水平，嚴肅查處科技倫理違規行為。其次，從業機構要履行好數字金融倫理管理主體責任，研究設立企業數字金融倫理委員會，強化內部科技倫理審查，做好信息公開、自覺接受外界監督，積極運用數字技術加強倫理風險監測預警。最后，行業組織應發揮貼近行業、機制靈活的優勢，通過自律公約、行動倡議、宣傳教育等手段，構筑倫理自律防線。
要充分發揮數字金融創新監管工具作用，有效規范數字金融創新活動。第一，在數字金融創新試點的同時，探索開展數字金融倫理評估，為數字金融產品設計融入“科技向善”理念。第二，建立以守正向善為導向的創新測試指標評價體系，運用監管科技強化創新應用檢測，加強算法審計，防止算法歧視；暢通投訴建議渠道、完善風險補償機制，確保算法符合公平原則，維護消費者合理權益。第三，開展數字金融適老化、普惠性評估，縮小數字鴻溝。創新針對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和殘障人士的數字金融服務模式，打造適老化、關懷式移動金融產品，提升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水平。
（四）加強行業自律，引導數字金融有序發展
隨著更多新技術的運用，數字金融將會出現更多的產品形式，表現為具備主體多元、業態多樣、關聯緊密等特征，增加了對金融創新的監管難度。需要完善行業自律，通過該機制的建設確保各個主體形成更加規范的合規意識，使行業自律成為促進數字金融健康發展的助推器。
首先，探索數字金融領域有效市場溝通機制。確保相關需要披露的信息能夠及時高質量傳遞給公眾，完善信息數據統計功能模塊的建設。針對行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加強不同機構、企業與政府的信息溝通。
其次，要繼續完善標準規則體系，通過標準規則彌補監管制度空白，推動監管政策執行，在更大層面上實現各主體權益的保護。完善統計監測模塊，通過功能更加強大的工具對數據進行分析，掌握各個層面發生的最新變化，在最大程度上掌握風險底數。
再次，加強行業從業人員培訓，提升服務水平。完善從業人員資格評定和繼續教育，通過機制構建、平臺搭建等多種措施，形成完善的人才培訓機制；加強從業人員和金融消費者的風險基礎知識普及教育，提高將要上崗的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識、技能，規范從業人員的行為，有效促進行業整體的運營效率。
最后，加強行業共享，行業內部的各種服務商可以建立一種信息共享機制，避免陷入“信息孤島”。例如，如果借款者在某一個消費信貸平臺發生違約事件，該平臺商可以馬上將該名借款者的相關信息上傳至共享平臺。這樣的信息共享機制，對不良信譽的借款者起到了一種警示作用，能夠有效降低借款者因“多頭借貸”而產生的信用風險。
五是規范化管理數字金融的業務創新。在監管框架下鼓勵數字金融業務產品和技術創新，提升消費者服務體驗。例如，在合規的監管框架下，對數字信貸業務的產品創新實施較為靈活的規范化管控，對數字信貸業務的范圍核準、產品報備、平臺技術應用等環節允許一定灰度試運行空間，通過監管沙盒、行業引導等方式鼓勵數字信貸業務產品和技術創新。
（五）完善個人征信體系，增強信用風險管理能力
在完善個人征信體系方面，一是構建多層次的社會征信體系，以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為主體，市場化征信行為為輔，構建全方位征信體系；鼓勵市場主體參與征信并實現差異化競爭，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并在競爭中不斷創新，成為現有征信體系的強力補充。二是積極促進個人信用數據共享平臺構建，建立征信信息共享機制。整合各領域、各行業的信用數據，通過行業規范模式和標準整合信息資源，與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進行有效對接，建立全覆蓋、多維度的個人信用數據庫。三是積極推進“互聯網+征信”，將征信數據覆蓋更多的用戶和應用場景，通過互聯網數字技術快速、廣泛、低成本采集數據，更準確地分析用戶的違約風險，拓寬數字金融覆蓋范圍，通過跨平臺的信用數據合作機制，推進數字金融的深層次發展。四是嚴格運用信用評分體系，避免過度授信。多數年輕消費群體具有收入不穩定、消費需求高的特性，消費信貸公司需要控制消費者信用風險，不應提供超過用戶償還能力的貸款額度，需要進一步引導消費者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和價值觀；堅持征信信息動態更新，及時反饋消費者個人信用水平，防止過度授信。
（六）推廣公益金融活動，提升消費者風險意識
在復雜的互聯網消費信貸環境中，消費者要不斷強化自身的風險意識，防止陷入債務陷阱。消費者安全意識是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一環，需要全方位的宣傳培養消費者安全意識。一是金融管理部門將提升數字金融素養作為新一輪國家普惠金融規劃的重要內容，明確工作重點和分工安排，并將數字金融教育納入金融消費者權益日、金融知識普及日等活動，通過體驗學習、嘗試應用、經驗交流、互助幫扶等手段切實增強用戶數字素養和金融素養。二是金融機構應當完善金融營銷宣傳工作制度，建立健全金融營銷宣傳內控機制，并將金融營銷宣傳管理工作納入到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加強金融營銷宣傳專題培訓，健全金融營銷宣傳管理長效機制。三是認真落實全流程管控，從制度層面保障金融消保部門參與產品的設計、營銷、售后等環節，補充數字信貸產品前端銷售管理缺失的短板，在產品協議中詳細說明借款利率的計算標準、方式、形式等，履行告知義務，保障消費者知情權。四是促進消費者學習和了解消費信貸的專業知識，及時關注并學習國家法律和政策變動情況，增強自己鑒別風險的能力。在進行消費信貸時，消費者應該對平臺和產品進行充分地了解，仔細閱讀產品合同，選擇適合自身的信貸產品，防止個人利益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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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東方論壇》2023年第4期，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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