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金貸出海南亞遭遇“風控”危機
【EFEC導讀】出海不易，如履薄冰，中國的風控大軍，正在東南亞這片莽荒之地，上演一出經典的掘金大戰……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去年年底，中國的風控大軍開始出海東南亞。
他們的出海邏輯，和中國的金融科技公司如出一轍：東南亞如同幾年前的中國，在中國能踐行的模式，自然能在此地走通。
到了當地之后，中國風控大軍才發現，這里和中國，絕對是兩個世界。
黑幫遍地，數據稀缺，監管嚴格，這片據說蘊含著巨大商機的市場，正在給中國的風控精英們一個下馬威。
出海不易，如履薄冰，中國的風控大軍，正在東南亞這片莽荒之地，上演一出經典的掘金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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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熱潮
出海熱潮
2015年，中國的金融科技公司開始出海。
很快，它們就遇到了一個問題：壞賬太高。
多位行業從業者透露，最恐怖的時候，當地的壞賬率，甚至會比國內高出20%。
僅2017年一年，因為風控不足等原因從東南亞鎩羽而歸的金融科技公司，就有兩三百家，占當年出海公司總量的三成。
此時，市場開始呼喚專業風控公司出馬，而風控公司本身，也意識到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2017年，成為中國風控大軍的出海年，風云際會，揚帆起航，一切都到了最好的時候。
從人口數量來看，印尼約有2.6億人，菲律賓、越南都在1億人左右，整個東南亞人口總數約為6億人。
但是整體的信用數據有多少？
以人口數量最多的印尼看，擁有信用卡的人群僅有1040萬左右，還不到總人口數的4%，互聯網覆蓋人群倒是已經達到了1.3億。
“這里就像是2013年的中國，征信的巨大缺口，也為風控企業提供了發展的機會。”融都科技董事長馮科對一本財經表示。
為了把握住這個機會，同盾科技、Zrobot、信數金服、融都科技等風控服務公司，紛紛踏上了去往東南亞的征途。
有業內人士統計，每年出海的中國金融科技公司有約60家，而風控公司僅有10家，說明風控需求旺盛。
除了伴隨著金融科技一起生長的需求之外，風控公司出海還有其他原因。
在大量金融科技公司來到東南亞后，當地政府意識到了風控的重要性。
但由于自身缺乏經驗，政府也樂于向風控公司尋求幫助。
“印尼、菲律賓等地的政府，經常會找一些風控公司，一起討論如何監管消費金融公司。”馮科稱。
另一方面，中國也在鼓勵科技出海。
“國家倡導‘一帶一路’，這也是順應中國政策。”馮科表示。
市場巨大，存在剛需，同時政策利好，這就是中國風控大軍出海之路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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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模式
三種模式
對于中國的風控大軍來說，出海的第一步，是要想好怎么在當地落地。
是輕模式，還是重模式？是和當地“聯姻”，還是單打獨斗？
有一種輕模式，就是在國外搭建一個小型的云服務器，雇傭幾個當地人維護。
而當地的人力成本，低到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以印尼為例，雇傭一個當地人的成本，約為每月200萬印尼盾，折合人民幣不到千元。
資深從業者李昂估算，他們每月只需付出不到萬元的人工支出，而只要賣出去一套風控模型，就能賺幾萬甚至幾十萬元，一本萬利。
這樣的模式很輕，但只適合中小型公司。
因為，這種供應商模式，很難滿足大公司的發展需求，也不會形成品牌，是純粹的小打小鬧。
而第二種模式，就是自己出資，在當地成立外資公司。
當然，這樣的成本不菲。
首先就是資金門檻。
打個比方，如果在印尼設立純外資企業，外資公司需要提交的最低投資計劃為100億印尼盾（折合458萬人民幣），實繳金額至少也需要20億印尼盾。
也就是說，投入金額，至少要500萬人民幣。
這還是第一道門檻，第二道門檻是雇傭人數。
比如，菲律賓要求，類似風控這種新技術行業，需要雇傭50名當地員工，且注冊資本金不得低于10萬美金。
這意味著，一家風控公司，一年起碼需要上千萬的資金投入，實在不算一筆小錢。
于是，有了第三種合作模式：和當地金融公司合作，合資成立子公司。
據李昂介紹，采用這種方式的中國風控公司，多是和當地金融公司按照三七、二八分的方式來持股，自己僅持有三成或更低股份。
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從金融公司獲取到一手的數據。
但這種模式也有缺點。
“學成后就翻臉的情況，也會出現。”李昂無奈地說。
某些東南亞公司偷學到技術后，就會把中國盟友甩掉，自己出來單干。
這三種合作方式各有優劣，也是中國風控大軍征戰東南亞的主要作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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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幫猖獗
黑幫猖獗
去年年底，一家頭部風控公司開始了東南亞出征之路。
剛落地當地，其東南亞負責人Benson就發現：“這里根本就不是一片市場，而是一片荒蕪。”
蠻荒之地，必生妖魅。
在中國，風控大軍最怕的是黑產。
在東南亞，黑產還不成氣候。
“也有一些高端的欺詐，我們追蹤IP發現，這些高端欺詐居然來自中國黑產。”Benson曾經遭遇過一次對手，最后卻發現，他們是來自中國的“老朋友”。
風控大軍出海之后，中國的黑產大軍也尾隨而至。
因為東南亞現在的金融市場還不龐大，目前漂洋過海的黑產尚不多。
但是，“國內有黑產，國外有黑幫。”李昂說。
相比于國內黑產的隱蔽，東南亞的黑幫則囂張得多。
在這片尚屬蠻荒之地，黑暗角落里滋生著各種野蠻勢力，它們直接把控當地多個產業。
黑幫對于資金也有需求，他們常常成群結隊去借貸。
給，還是不給？
如果拒貸，他們就會找上門來。
Benson回中國出差期間，就接到了員工的電話。后者嚇得哆哆嗦嗦，說十幾個人帶著“鐵棍、刀片”找上門，問他們：“怎么還不放款？”
“紋著一樣的紋身，我們就知道是當地的一個小黑幫。”Benson說，事后，他們也不敢報警。
李昂也清晰地記得，在他們的越南分公司樓下，曾停了40多輛摩的，老板都是當地黑幫，并且集體在平臺上借錢。
他們會集結在一起騙貸，李昂就曾遭遇過60個黑幫客戶的騙貸；他們還會一起賴賬，集體不還錢。
那面對這種情況要如何處理？催收？報警？
Benson稱，他們是技術提供方，面對這樣的情況，只能告知金融公司，懷疑是“團伙作案”，但至于放不放款，就看金融公司在當地是否有背景。
一些中國金融機構在當地毫無背景，就只能用錢擺平。這筆錢，Benson稱，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
總之，被黑幫盯上，不是流血，就是破財。
除了黑幫的強力勒索，這里的風控環境，也極為原始。
“有些人說，中國是大數據的天堂，但是東南亞的很多地方，就是大數據的地獄。”Benson稱。
有數據顯示，在印尼，擁有信用卡的人數只有6%，菲律賓是5%，越南是3%。
也就是說，盡管東南亞有6.5億人口，但擁有的信貸數據，只有數千萬。
另一方面，數據極為分散，散布在東南亞的7萬個島嶼上。
因為東南亞進入互聯網時代尚不久，數據也沒進行系統化存儲和清洗，使用起來極為不便。
在數據幾乎是一紙空白之外，當地對隱私的保護，也比中國嚴得多。
在中國，很多行業從業者將現金貸，稱為“通訊錄貸”。
主要的風控手段，就是讀取手機用戶的通訊錄信息。
然而，在東南亞很多國家，這種行為是被禁止的。
想要獲取數據，中國的風控公司，只能從當地數據公司手里購買。
在購買數據后，資深從業者姜飛又發現了新的問題——用戶身份信息不匹配。
在菲律賓、印尼等國家，政府正在對居民身份證進行更新換代，新舊身份證并行。
這就導致，很多居民同時擁有兩張甚至更多身份證，數據混亂不堪。
“只能發現一個，記錄一個，用最笨的方式來更新數據。”姜飛說，在這種情況下，多頭借貸在所難免。
數據的嚴重缺失和匱乏，導致大數據的土壤缺乏，風控模型和數據模型幾乎都失效了。
“在中國非常有效的數據模型，直接放到東南亞，幾乎都失效了。而當地數據太少，又很難新建模型。”Benson稱。
風控團隊都在用最笨的方式做風控。
“有錢的，就做人工審核，簡單點的，就用原始的打分卡。”李昂表示。
所謂打分卡模式，就是根據用戶提交的信息來評分。
譬如，大學畢業，10分；高中畢業，5分。評分超過多少就放款。
這都是風控最早期用的手段。
“我們這些技術出身的人在這里毫無用武之地，就是用最笨的方式做。”Benson稱。
除此之外，東南亞的監管似乎也比中國嚴得多。
“如果說國內是先松后緊的話，東南亞的監管就是直接管死。出現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迎來監管問責。”馮科表示。
比如，如果一家公司沒做事前調查，在當地的齋戒或者禮拜期間對外放款，等待它的，可能就是當地監管部門的一番“親切問候”。
對于中國的風控大軍來說，在東南亞的市場，真的難言輕松。
數據缺失、黑幫猖獗、風控原始，剛出征時人們士氣滿滿，如今信心已跌去七成。
“本來以為是一次降維打擊，沒想到是毫無用武之地。”Benson稱。
不過，中國的風控大軍已度過了最早的“落地階段”，并開始進入第二個“生根階段”。
他們開始適應當地環境，深耕到當地業務之中。
Benson也承認，盡管困難重重，但依然很有希望。
比如，他開始和當地的社交平臺合作，收集更多的社交數據，填補數據空白。
“東南亞多是穆斯林和佛教國家，比較重視社交，所有這些數據的關聯性很強。”Benson稱，對于真正的風控精英來說，要善于找到因地制宜的風控方式。
而因為深入當地業務，Benson也開始打通當地的關系網絡，“無非就是讓出利益，依附強者，這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規則。”
在困境中，中國風控大軍漸漸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并開始填補數據空白，黏合當地關系，披荊斬棘，殺出一條血路。
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蠻荒，也意味著機會叢生。
真正的掘金之地，都是在蠻荒中建立秩序，在黑暗中尋找光明。
中國的風控大軍，一如從前，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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